当时的我与很多今天的孩子一样（当时的孩子也一样），像个僵尸一样走进大学校园。对你们来说，大学是一片空白。

至于教育到底是什么，你为什么要读大学，大学如何帮助你找到自我，或者说大学如何帮助你独立思考，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这些问题你根本想都没想过。与今天的孩子一样，我只是被动地去做那些周围所有人都认为理所当然的事。

他们非常擅于解决手头的问题，但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

教育是社会表达价值观的一种方式，也是社会传递其价值观的方式。虽然我经常批判那些挤到重点学校的孩子们，但我真正批判的是，强迫孩子们这么做的大人。

就算是那些曾经赢得无数奖项的最成功的学生，他们也会在某个时刻停住脚步思考这一切是否都值得。在他们三四十岁的时候，他们是社会公认的有成就的医生、律师、学者、商人，但他们往往让人感到，他们不过是一群在终生竞争的集中营里茫然的生还者。其中有些人说，他们最终从事的职业是出于他人的希望，或者他们随波逐流并不假思索地加入了目前从事的职业。经常有人会说，他们没有去体会自己的青春，他们从没有生活在当下，他们总是在追逐一些未经深思熟虑的目标。他们总会思索，曾经的努力是否都值得？ ——哈佛大学资深本科招生办主任威廉·R.费茨蒙斯（William R.Fitzsimmoons）

从高中到大学，这种情况根本没有丝毫改善，而且事情在进一步恶化。大学给予了学生们自己决策的权利和自由，这种突如其来的自由需要的是强大的自理、自立和自控能力，但是很多学生并未对此做好充足的准备。

一位耶鲁大学的学生说道：“我的一位朋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真相——我也许在受罪，但是我若不曾受罪，我怎么可能成功被耶鲁录取。”

《哈佛杂志》（Harvard Magazine）最近的一篇文章这样描述擅长社交的哈佛学子：他们总是在赶场，忙碌着从一场活动赶往下一场活动，见朋友就像快餐式的约会；这种交际如同黑夜里在茫茫大海中行驶的船，只见轮廓，不见实体。

这种被动的压迫并非是建立深刻感情的唯一阻力，比它更具杀伤力的是名校生们内心的恐惧，他们害怕在他人面前示弱，担心自己成为一位众人眼中的屈服于压力的弱者，因此他们拒绝示弱。

问题关键在于，许久以来，学生们对教育的认知已经固化：回答问题，完成作业，考试得高分。在他们的教育中，大局的认知是很薄弱的。他们懂得如何做好一位“学生”，但不懂得如何思考。

学生无止境地追求课外活动，不仅仅侵占了自己的空余时间，更牺牲了理智探索的机会，结果就是，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时间能够全身心地去倾注于某种挚爱。

而他的这些行为只为我一人所知，同时我也知道，他并非不喜欢阅读或者学习，而是为了能够在众人面前滔滔不绝地讨论，比起一个人安静地读书，在人前讨论有着明显的社会奖励。

当然，任何现象都是有例外的。那些纯粹的追寻者、思考者，甚至是“怪才”，他们不管学校和周边人群的想法如何，他们就是以最纯粹的方式去追求并获得教育的真谛。但是往往是以这种心态求学的人，在现在的大学里显得另类。一位耶鲁学生说：“耶鲁并不能够善待探索者。”另外一位学生说，她的一位朋友因为耶鲁非常令人窒息，因此选择了转校。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学生表达的遗憾：这种窒息是来自与周边人的强烈反差——当你身边的人并不在乎出卖自己的灵魂时，你却要去关注并滋养自己的灵魂，这几乎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

一位斯坦福大学教授曾经建议：如果你想让更多的人来参与一个活动，那么一个高效的方法就是提高入门门槛

申请大学，如齐根所说，有一张统一的申请表格，但是成为音乐家是没有表格可言的。一个人如何成为一名企业家、一名政治家或一名剧作家？如果想在国会，硅谷或者《纽约时报》工作，那又如何去争取呢？还有哪些工作是你从未听说过的？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工作怎么找。因为没有统一的表格，没有统一的挑战去克服，当毕业在即，不难想象有那么多学生四处奔波，去寻找下一个目标，因为他们已经习惯追逐。

“我和我的朋友并非去尝试过上千种职业道路，游遍了世界各地，才决定自己要做什么。事实上，我们都是抱着从众心理，在一条久经测试过的职业道路上，步步谨慎，步步为营，确保自己能够在几年之后有所收获。同时还是能做回干细胞，与大家一样，充满着无限的可能。”

耶鲁毕业生和同等级学校的毕业生总是觉得，如果他们的第一份工作挣不到10万美金的年薪，那么自己的名校文凭就等于浪费了。

虽然在表面上这些工作的背后是丰厚的收入，也因此让我们错误地认为，名校生受钱所驱使才选择了这些工作，但是学生选择这些职业的最根本动机并非个人欲望，而是一种行为惯性，是在大学之前以及大学期间所形成的生活、做事和思考的惯性。他们在完成大学学业之后，并没有了解自己内在的生活意义是什么。对这些年轻人来讲，最大的疑问是：除了这些工作之外，还有哪些工作是值得去做的。

每个人的穿着似乎在时刻准备着去工作面试。我很想告诉这些学生，你们都很年轻，为什么不闯一闯呢？

但是如今的大学生似乎都在向一个方向靠拢，在校期间就已经开始模仿中上阶层的白领。

每个人都从事同样的事，是因为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这种现象就如同我之前的一位学生描述的“三文鱼赛跑”或一位密歇根大学的毕业生所说的“生产线的运输带”。这背后的驱动因素就是“三角欲”：当你观察到众人都在追逐同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判断它肯定是有价值的。作家迈克尔·路易斯（Michael Lewis）把这种现象背后的心理称为从众心理——法不责众。这里的“法”是自然界的法，因此大家都会觉得安全。

在精英学生光鲜亮丽的外衣之下，是一双“害怕失败”的魔爪。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精英学生，通过了目前竞争白热化的大学选拔，被名校录取，他们的人生简历上只有成功。因此他们最恐惧的是，将来自己不成功。

当你的生活中没有被给予犯错空间的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不给错误任何机会。这一切使得人对风险极力回避，这也是为什么精英教育阻碍个人成长的一大原因。

前任哈佛学院院长哈里·R.路易斯（Harry R.Lewis）曾经写道：“由于学生们都不愿意去上一门自己没有把握取得优秀成绩的课程，因此大家无法拓展并超越自己已经熟悉的领域。大学教育的本意是提供机会给年轻人去尝试和探索，让其发现新的角度来观察这个世界，并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内在的新的能力，但是因为学生们都不甘落后于他人，而且每个人都要保证自己多才多艺，因此大学教育的本意已经荡然无存。当波莫纳学院的一位学生告诉我，她很想有机会去深入思考自己现在所学，但又对没有时间很无奈的时候，我建议她是否考虑放弃争取全A成绩的念头，这样便会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她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盯着我，似乎在责怪我试图向她灌输某种邪恶的想法。”

我身边就有不少聪慧的年轻人，不愿意屈就于自己不喜欢的职业，但同时也一直没找到自己的挚爱。其中有一位不仅深陷焦虑和恐惧，也深陷对成功的渴望。他们并不是不想追求卓越，更多的是一种来自同伴的压力：他们总是在对比和观察之前的同学都在从事什么伟大的职业，如果自己不能继续取得名誉或利益的话，那么自己将会是一个失败者。

我的另外一位学生在几年前加入了一家咨询公司。每当他返回母校招聘时，我们总会小聚。在每次的言谈中，他总是表示自己想离开咨询行业，去做一些更具创新、更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一想到要放弃他久已习惯的优越的生活方式，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不知道如何去达到自己的目标。言外之意，他已经迷上了金钱。

哈佛大学资深的本科招生办主任威廉·R.费茨蒙斯有几句很精辟的评语：就算是那些曾经赢得无数奖项的最成功的学生，他们也会在某个时刻停住脚步思考这一切是否都值得。在他们三四十岁的时候，他们是社会公认的有成就的医生、律师、学者、商人，但他们往往让人感到，他们不过是一群在终生竞争的集中营里茫然的生还者。其中有些人说，他们最终从事的职业是出于他人的希望，或者他们随波逐流并不假思索地加入了目前从事的职业。经常有人会说，他们没有去体会自己的青春，他们从没有生活在当下，他们总是在追逐一些未经深思熟虑的目标。他们总会思索，曾经的努力是否都值得？

让我们稍微品味一下如今顶尖大学给所有学生制定的门槛。虽然我们并不要求每个学生都是体育健将，有能力参加最高级别的竞技，但是我们要求所有学生都具有运动员精神，并且是体育运动的参与者。在过去，这种学生，一般是通过参加一些只有在大学预备高中才有的体育项目，如击剑，划船等，才能既具备技能又拥有优雅气质。我们又要求学生有一定高度的艺术造诣，作为一种自我修养的表现。要做到这些，其背后是需要时间成本和家庭文化支出的，而在当时，这属于上层家庭的追求。我们还要求学生们具有个人魅力（用老一辈的话来讲就是能够社交，行走于不同的俱乐部），因此我们需要学生参加面试并提供推荐信。我们又要求他们展现“服务”精神，而这种“服务”无非就是现代版本的贵族式恩典，是一种对低端人群的施舍。最后，我们需要“领导者”。如果学生仅仅是学生会一名成员，那是不够的，他必须曾经主持过学生会，或者是话剧社社长，或者棒球队队长。不管怎样，你给人的印象就如同一位“储君”，是未来的领导者，这与百年前私立学校绅士培养方式如出一辙。

现在我们的学生不仅要拥有原来的贵族阶层特质，而且还要展现出现代贵族特征。难怪他们是如此的繁忙和惶恐啊！

当社会上有更多的人拥有大学学士学位时，名校俨然已成为使自己鹤立鸡群的台阶。

回顾过往的20多年时间，美国大学生源已走向全球化。大学变得更擅于做市场营销，明明知道有些学生根本不会被录取，但是大学还是鼓励所有学生都来申请，为的就是降低录取率和得到漂亮的招生录取数据，这些数据不仅仅象征着学校的社会地位，而且更有实际意义。高校就如同商业机构，运营一所学校需要经费，因此也时常需要贷款。金融机构对学校信贷的考量标准之一就是录取数据。商业机构在乎的是自己的利润，学校在乎的当然就是录取数据了，而且这些数据需要逐年美化。

第一代名校生都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而他们的父母本身要么读了公立大学要么根本没读过大学。名校对第一代人来讲，是一种鲤鱼跳龙门的机会。但是第二代名校生，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他们的父母本身都是名校毕业生，后来又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在这群家长眼中，名校对自己的孩子来讲是必需品，而不再是改变生活的一次机会，并且在他们看来，精英式的生活方式是通往幸福的唯一途径。

或许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对今天的大学录取感到陌生，甚至对今天名校学生也会有种陌生感，今天的名校生仿佛与自己当年上大学时很不一样——他们简直就是超人，或者是超能力的“机械战警”。观其原因，那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以公平为主题的录取革命运动代替了原有的上层社会那种依赖于人脉的游戏规则，只是如今这个游戏的时间和空间战线拉得更长了。

个人履历的竞赛，就如同两国之间的核武器竞赛。没有一个国家需要20000颗核弹，除非另外一个国家拥有19000颗核弹。没有人需要11项课外活动，除非另外一位学生参加了10项课外活动，那么其真正目的是什么呢？唯一的答案就是超越他人。我们的孩子的发展就如同长颈鹿的头颈变得越来越长，变得越来越畸形。这代人在20年后会成为怎样的人，这是可想而知的。

从我过去多年的全美旅行和交流中发现，这种疯狂在更大范围的大学里广泛存在，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

即使这些院校学生的抱负、天资、痴狂症以及家长的经济背景可能比顶级院校的稍逊色一些，但是他们的思考方式和价值观与前者大同小异。

美国大学录取的狂风暴雨一直在进行中，这股狂潮席卷全球接近50年，而并非只有7年（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因此你要睁大眼睛看清楚这种疯狂的本质。这个游戏的主题并不是社会底层或者中产阶层突破自己更上一层楼，甚至也不是上中产阶层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实质上，这是资本阶层家庭确认自己在这个阶层里具体排位的游戏。

这样一种家长的身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他们几乎无处不在，但这类家长又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育儿方式。一种我们统称为“直升机式父母”——他们盘旋在半空，时不时施加压力，时不时批评，他们坚信孩子的成长需要一个严格的、有秩序的、受监督的过程，这样才能培养出能力。这种类型的父母的口头禅就是“让我们来做吧”，比如“让我们现在来练习钢琴吧”。

“直升机式父母”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安娜·昆德兰（Anna Quindlen）的眼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幻想可以控制孩子，控制生活：生活如同“计划经济”，可以预测，可以步步为营，控制孩子就会保证他们将来的稳定和舒适。不论是在孩子17岁时，向他们施加压力要在微积分课上拿A，还是在孩子8岁时，为他们系鞋带，两者都是把孩子当成一个自己不能独立运作的个体。

“溺爱式父母”通过孩子表达自己对自由和稳定的向往。

在《特权背后的代价》（The Price of the Privilege）一书中，临床心理治疗师麦德林·列文（Madeline Levine）指出：“不少父母利用孩子的成就来填补自己脆弱的内心。”《苍白的国王》（The Pale King）这本书的主人公讲得更露骨，也更贴切：“我的家庭就如同一家企业，我的价值取决于我上个季度的业绩。”

有些地方开始为学生减压，比如说新泽西州的富人区里奇伍德镇就实施了一天不布置作业或者要求参加课外活动的政策。虽然其他城镇也开始模仿，但是你要清楚，他们的频率是一年一次，而不是一周一次。甚至有些城镇连一年一次都不能接受。一位私立学校的老师告诉我，许多家长认为孩子要以学业为重，一天都不能落下，因此他们拒绝孩子参加实地考察的课外活动，甚至不少学生本人也同意这种观点。

就在这样“客户至上”的环境之下，一群优秀的教师和一群聪明的学生，得不到真正的教育。

引用社会学家米歇尔·史蒂文（Mitchell Stevens）的话来说：“富裕家庭的生活方式就是围绕着如何培养可以量化的美德。”在这里，可以“量化的美德”无非就是可以在大学申请表上体现出来的那些东西。总而言之，我们并非应试教育，而是应试而活。

我的一位学生把这种社会现象与奥林匹克女子体操比赛做了对比。想象一下四年一次的奥林匹克竞技现场：那种让人窒息的完美主义，不允许任何犯错的空间，因此也无法享受乐趣，无法逃避他人对你的审判，而最终的成功被狭隘地定义成“零失误”

每一次取得“A”，就如同“瘾君子”每一次用药，能给自己带来短暂的慰藉，就像针对失败的恐惧注射了一剂镇静剂。

这种“赢者全盘皆赢，输者全盘皆输”的心态在优秀的青少年群体中普遍存在。将来要么就住别墅，要么就住贫民窟；要么就读常春藤盟校，要么就是浪费生命；要么就是在纽约市的卡内基演奏厅表演，要么就是如同虎妈蔡美儿所说的“失败者”。显而易见，这种思考方式不容许中间地带的存在。

但是，博雅教育坚持了自己的理想和初衷，考虑的是整个人的建设，就如同“人文学科”原本就是关注个人存在的价值和使命，与职业如医生、律师、科学家或职业经理人并无关系。

当学术交流变得愈加普遍，课题研究也随之更加细化。教授面对教学任务时，因为他们被赋予了无限的自由，所以他们的教学内容往往就是他们极其专业化的研究领域，由此，碎片化和专业化的课题主导了本科教育。

倘若你觉得整个系统令人捉摸不透，那是因为系统设计的初衷就是如此。教授并不重视教学，因为他们在乎的是课题研究，他们的教学内容也就是自己的研究方向，他们没必要去考虑他们那方寸研究领域之外的事情。

成绩膨胀以及对成绩膨胀的控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根据路易斯院长所言，这个问题从成绩制度诞生那天起就存在了。

GPA越高，分数贬值越大，用分数区分学生之间的质量也就变得更加艰难，学生也就更没有动力争取做到个人最佳。

但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人口红利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衰退，并且政府也开始减少投入时，学校不得不面对学生短缺的局面。与此同时，政策制定者开始通过贷款和助学金的形式向学生提供大量资金，开始把高等教育的运作模式转型为消费者驱动的市场模式。

高校运作商业化产生的最严重影响是，学校对学生的重新定位。学生是“消费者”，因此学生和学校之间是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关系。作为消费者，学生占有主动权；作为消费者，学生购买的是享受，学校销售的是服务。

学生的消费者心态认为，教授给高分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考虑到毕业率会影响到《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大学根本不敢不让学生通过。

虽然学校的商业运作模式并不十分露骨，但是把学生信息作为商品卖给最高的投标者足以显示出高校的世俗。一位家族三代都是耶鲁人的朋友曾经评论，耶鲁大学的办学目的就是生产耶鲁校友。

大学在自身言行方面存在诸多矛盾和虚伪之处。比如大学在宣扬自己的多元化并提倡社会平等价值观的同时，在现实中又热衷于为精英行业培养精英式人才，而正是这些人，将成为经济实力雄厚的校友，源源不断地为母校提供资金。

如果你在大学毕业之际与你入学初期并无区别，你的信念、价值观、愿望以及人生目标依旧如故，那么你全盘皆输，必须重新开始。

排名最高的“十大领域”往往由平均收入来决定，而不是对工作的满意度来决定。在这些排名之外的学习范畴或者其他专业方向经常会遭遇一个典型提问：“你学了这个（专业）想（或能）干什么？”

任何人要是告诉你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培养职业能力，那么他已经把你贬低成一名高效的职员，一名容易动心的消费者，一个听话的顺民。

为什么大学如此重要？不少人轻视大学，认为它是个象牙塔，是一个“非真实的无菌世界”，但是它的“非真实性”恰恰是它的独特优势，即所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世外桃源。大学给每位学子提供了一次真正思考的机会：远离社会，暂时摆脱来自家庭影响和职业规划的束缚，站在远处以纯净并批判的眼光审视整个世界。

如同我的导师卡尔·克洛勃（Karl Kroeber）所说的那样，教授将促使学生不仅检查自己“最根深蒂固的一些理念”，而且也要反思“令自己最振奋人心的新发现”，不过其中大部分将会是错误的。我们生活中需要的是，有专业人士提醒我们到底哪里出错了。

大学所提供的另一个重要资源就是朝夕相处的同学。在课堂上，同学们对各种话题可以用严谨的态度相互质疑和辩论；在宿舍里，同学们以最放松的心情促膝相谈至深夜。前者是为了建立一种共识；后者是为了推翻共识。

真正的教育是让学生带着问题迎接社会，而不是给学生一份个人简历。

如果你在大学毕业之际与你入学初期并无区别，你的信念、价值观、愿望以及人生目标依旧如故，那么你全盘皆输，必须重新开始。

大家普遍接受上大学是一件好事，但是为什么当一个人努力争取追寻属于自己的教育时，又遭遇他人警告，说你是在放纵和任性呢？那正确的做法又是什么呢？难道咨询、金融不是自我任性吗？难道当律师，享受高收入不是自我任性吗？学习历史是不被赞许的，因为它不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而在对冲基金公司任职则是一份体面的工作。我们追求自己的热爱乃是自私之举，但是你若取得丰厚的收入，那就不自私了，这就是我们的习惯思维。

年轻人一直习惯于完成近期目标，这样的一个问题令他们措手不及，难以作答。虽然没有完美的答案，但是我不妨提供几个建议。选择做一些自发纯粹的事情，就如同你小时候那样；选择做一些即使没有外在奖励你也会选择做的事情；选择做一些你可以废寝忘食地专注去做的事情；做你最喜欢做的事，不是你认为自己喜欢或者应该喜欢的，而是你的真爱。

学术界就积极心理学课题已经做了充足的研究，其结论无外乎两点：在满足基础物质条件之上，一个人的幸福感来自健康的社交圈以及从事有意义的工作。这些阐述并非什么新闻，早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宣称，人就是社交体，每个人的幸福来自他发挥出个人的能力之时。严格来讲，这种个人能力就是你所擅长的。当你所从事的工作直接对接你最强大的能力时，你的幸福感就自然而然从心中升起，转化成快乐和自主。

回想起在摩根士丹利每天12小时的工作强度，她做了简单的总结：“当你心不在焉，任何的竞赛都是一种无意义的投入。当你回到家，你应该是开心的。”人有欲望，但是我们的生活，引用尤尼斯精辟的回答，应该是“可持续性的生活”。

我一直在假装喜欢自己的工作，因为每年都有几百人为之排队。

我擅长我所做的，但是最终这仅仅是我的工作，而不是我的所爱。

创建属于自己的生活的前提是，我们首先要铲除整个教育系统潜移默化地在我们心中播下的那颗种子：恐惧失败。

有人希望哈佛大学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向哈佛所有大一新生推荐一本必读书籍，校长选择了凯瑟琳·舒尔茨（Kathryn Schulz）的著作《犯错》（Being Wrong）。该书倡导“质疑是一种技能，犯错是智慧的基础”。一直成功（即从未失败）并不是能力的体现，而是脆弱的表现，因为出于害怕失败，个体往往放弃一些本来能够造就他成就自己的机会。

现实生活中，每一位不走寻常路且最后完成非凡事业的人，如乔治·艾略特或史蒂夫·乔布斯，对面都站着一位反例，成功与失败就像是孪生兄弟如影随形。但是不论我们的目标是伟大的还是平凡的，我们尝试走自己的道路的理由是：这将是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选择，自己的错误。

名校一边阻碍自己的学生完成自我找寻的使命，同时又邀请成功人士在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激动人心的励志演说，这简直不可思议，甚至令人恶心。

我现在就可以郑重地告诉你未来的位置：与大部分人一样，位居中流。

也许有人会认为，坚持为学而学也可能会意外地争取到名次，一箭双雕。也许吧，但是你真的认为这是意外吗？还是你会自欺欺人，偷偷地改变了自己的初衷。

虽然我很后悔自己在大学期间以及之后几年浪费了大量时间，但我现在终于认识到，某种形式的“浪费”和“游手好闲”也是必要的和健康的。浪费实际上并非是真的浪费，就好像实际并非务实，尤其是实际让你活得很不开心的时候。作家查尔斯·维兰（Charles Wheelan）总结他的观察：“有意思的、成功的人士，他们的生活往往不是中规中矩的。”我们在大学毕业之后很有可能面临困惑甚至挣扎，但是新的方向也往往在这个时刻出现。阳光总在风雨后！

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内心的矛盾：我想永远年轻，永远拥有无穷的选择；同时我伤感于自己必将要做出选择，从而失去无穷的可能性。纠结之后的茅塞顿开至今刻骨铭心，我终于明白，我不是要选择一项事业而要放弃所有其他的事业，而是，当我不能全身心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将什么都不是。

曾经在我22岁时拯救我、让我毅然放弃律师念头的一则建议是：绝对不要为你的一辈子做好计划，因为人的变化在两三年内都是巨大的，而且时刻会产生新的想法；你真正可以做到的是，想好现在要做什么。

我们每个人都是含着一把金汤匙来到这个世界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更要争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原因，因为我们可以为自己的理想或热爱去忍受那些繁杂无聊的事情。当然我们可以妥协，但是妥协不是投降，我们要找到值得妥协的事情。

最后补充一句，创建自己的生活并非不思进取。你还是要努力工作，尤其是在起步阶段。不同的是，当你所做的事情具有强大的使命感时，你会感受到无比的成就感。

在生活中，当你在整个官僚体系中周旋时，你会遇见类似马洛所碰到的中站负责人或像我前任老板的人——无组织能力，无主动性，甚至无法建立秩序，不学无术，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特征。她力所能及的仅仅是维持现状。至于她是如何获得职位的，如同马洛所猜测，我们并不得而知。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对官僚体制本身提出的质疑：能者为何经常被埋没在大浪中，中庸之辈却手握大权？归其原因是因为，在这种体制下，上升的速度取决于个人在体制内周旋的娴熟程度，而非专业背景的卓越。

与其致力于培养领导者，不如致力于培养优秀的公民和思想家。思想家是一群敢于质疑权威，而不是一心追求成为权威的人士，毕竟这里是大学。事实上，最好的领导者就是思想家。思想家指的并非学术界的学者，而是能够以批判的视角来审视自己所处的组织和社会的人士，他们能够把批判落实到实处。思想家具有叛逆思维：不只是解答问题，还提出新的问题；不只是完成任务，还思考任何一件事情的价值所在；不只是勇于冲锋陷阵，更重要的是为公司、行业乃至整个国家制订新的战略方向

做一位逆袭者需要强大的意志力，作为独立思考者和领导者同样需要强大的意志力。但是如今，我们的下一代在一片喝彩声中长大，并吸收着各种社交技巧。我们鼓励他们学会团队合作，我们教育他们要开朗、灵活、合群，强调追求集体共识或个人妥协。我们似乎过度关注团体的和谐与一致性，有意回避容易引发我们内心以及彼此之间痛楚的事由，极力反对任何冒犯行为、排他行为、冲突以及诸多作为人类应该经历的现实。最终，我们的下一代成了一群没有棱角的新生儿，毫无斗志可言。

我时常回忆起几位在波莫纳学院读书的学生向我讲述的故事，他们在大学为了获取幸福感而颇感压力（波莫纳学院被第三方机构评为最快乐的大学之一）。一个致力于铲除不快乐或者任何不满的体系实际上就是反乌托邦。每个人生活中必然有不愉快之事，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而且不快的经历是任何个人、机构乃至社会转型进步的基石。只有当你的内心或者灵魂感受到现在的自我和追求的自我之间的差距时，变化才会随之产生。

能做到这些的确令人敬佩，也可能具有极高的社会价值，但是这些是否足矣？我们接受现有的体系并为其工作，但是如果系统本身就是个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如果社会公平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真能解决学校问题吗？如果我们不进行全球贸易改革，我们真的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脱离贫困吗？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改变消费者行为来影响全球气候变化，但是消费者真的是环境危机的源头吗？面临这些问题，我们对未来的世界是否有自己的憧憬？未来的版本是否要比现在好一点点？我们面对现实中的种种问题，我们所寻找到的答案又体现了什么样的价值观？

虽然我们或许会说，**每个人都需要脚踏实地从小事做起，但是倘若掌权者是不上心的政治家，那么我们所做的小事将永远微不足道。**比如说，我们可以创建一家有机食品的农场，但是我们却不能阻止国会投票宣布比萨饼的调味酱代替蔬菜。当地小规模的社会变化是有价值的，但是面对强大的、有组织的财富轰炸，如政治说客、亿万富翁俱乐部等，创业型的改变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们也许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政治偏偏乐于影响每个人的生活。远离政治并不能消除政治无所不在的影响力。

盛行的小规模科技创业型模式并非是某种哲理的诠释，更像是对某种生活方式的追求。谁不喜欢拥有自主权？谁不喜欢居住在宜居的地方？谁不愿意自己取得巨大成功？但是，如果你真的想改变社会，那么这些很有可能就是你要放弃的。

“服务他人”的精神似乎也有类似的问题。为何我们会舍近求远地倾向于到危地马拉共和国这样的地方参与拯救自然和动物或者纪实的工作，而不是去密尔沃基市或者阿拉斯加呢？难道是因为去帮助他国的穷人比自己国家的更有意义吗？当然有学生选择在美国国内做服务工作，但是为何很大数量会选择新奥尔良这所城市呢？思考之余，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服务到最后并不是为他人服务，而是服务于自己，为的是给自己的个人简历加分。“做好事就有好发展”一直以来都是指导精神。我们是否能接受纯粹的“做好事”呢？这样的目标不够有吸引力吗？“服务他人”与“领导力”如同孪生兄弟，各自的存在是因为有对方。布朗大学的一位教授朋友告诉我，年轻人有拯救世界的意愿，但是这些行为背后的认知往往是，通过某些过程最终为自己争得最高的社会地位或者权利。

这也难怪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到危地马拉共和国而不是密尔沃基市参加服务项目。面对社会不公正现象，我们更容易接受，它是发生在他国。倘若是自己国家的问题，那么这可能意味着你自己也难脱其咎，正所谓“匹夫有责”！

一份研究发现，“大学毕业生普遍在沟通以及团队合作上存在明显不足，不能够从多角度对待一个复杂的工程。只有1/4的学生具备胜任工作的思考和写作能力”。而这些软实力恰恰就是博雅教育所致力培养的。从长远来看，现实似乎已经印证了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校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所言：“我们所学的在10年内就会被淘汰。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学习。”

博雅教育所探究的是知识的产生过程，是对知识的溯源，而不是去接受现有的知识；学生不是吸收知识，而是对新旧知识进行思辨。

历史学家西蒙·施玛（Simon Schama）在哈佛授课之后，曾有学生抱怨自己在听课之后变得更加迷茫。是的，本应如此。大学教育本该让我们开始了解到，我们之前所知道的，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或者不变的。

在人们眼里，学术界总是在玩弄理论、故弄玄虚、把事情复杂化，简直就是自娱自乐。简单来讲，大学学习就是与现实的正面交锋。这个世界充满了复杂微妙的事物，如酵酶的结构、莎士比亚戏剧的语言、现代经济的运作等等。虽然我们努力去整理庞杂的世界，但是真相总是难寻。有些信息已经演变成事实，如热力学定律、法国革命的日期，对此我们也许能轻松接受；但是，对于最前沿的发现或许只能摸着石头过河，通过一系列的尝试、犯错以及保持小成功之后的虚心，方能拨云见日。

职业技术性专业的确在起薪上占据优势，但是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内，这种优势会逐渐消失。真正的教育是为了你的长远职业发展而做准备的，绝不是为你的第一份工作做准备的。

面对具有高度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的全球经济，传统式的职场升迁游戏规则已经荡然无存，甚至连工作的意义也被重新定义。

现在的社会，信息唾手可得，关键在于是否懂得如何有效利用信息。

“我每天被迫去思考人类历史上最难的问题，因此我掌握了最有效的表达和思考能力”

我们的日常生活也许沉浸在口号式政治理念的宣传或人与人之间客套的甜言蜜语之中，它们构成并包围了我们的生活。艺术的使命是帮助我们突破这些重围，使我们从中得到解放。但是真相往往令人难以承受，因此我们会自欺欺人，极力逃避真相。

科学性知识所表达的是内心之外的世界，有助于我们客观地观察事物。人文知识表达的是我们对世界的感受和体会。

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更能让读者感受到空间的变化：他笔下的阳光大道、背街小巷、迷宫般的小路、神秘的雾气和黑影等营造了强烈的空间感。或许我们要屈身进入一间阁楼，或许我们在奢侈的公寓楼里穿梭，或许黄昏中，我们在下班高峰的人流里挣扎。居住在大都市的人们繁忙地穿梭于层层空间里，陌生人和朋友之间只有模糊的界限，你我的身份是随时可丢可寻的标签，偶然事件变得并不偶然。城里的空气中充满了惊恐、莫测、愤怒、嫉妒等各种情感。没有任何计时器可以量化我们从伍尔芙那里得到的收获，也没有尺子可以丈量狄更斯的价值。真正懂我们的是故事，而不是公式。

如今的理想化年轻人热衷社会科学，如政策和大数据，俨然一派专家治国的气势。但是，我们能够衡量的只限于我们所知道的存在，甚至连已知的也很困难。

如今的文化资本是通过模仿而得到传播的：一位学生会模仿毕业于顶级高中的同学的言行举止和海外旅行的消费习惯，吸收他们认可的前沿思想，甚至购买与他们相似的生活日用品。

细观我们现代社会的种种诟病，不仅是官僚主义，而是我们的领导者是一群过于领域化和专业化的精英，他们往往被专业桎梏，不能突破自己的专业背景思考问题。目光局限，错失大局。

即使是来自美国最顶尖的文理学院的学生，他们选择的课程所体现的也是极其狭隘的专业范畴，这是上一代人无法想象的。其导致的结果是，学生面对复杂的问题，不能自如地跨领域、全方位分析原因……我们的大学培养了一批认知狭隘的精英。

教授开展课堂对话，并引导学生围绕着某个主题进行讨论，避免鸡同鸭讲。他会挑战观点，提出新的问题，迫使学生进一步展开解释自己模糊的回答。他会帮助害羞谦逊的学生发现内在的自信；他接纳并鼓励学生，但同时引导并挑战学生。教授在课堂上的角色并非回答问题，而是提问，甚至有些问题连教授本人也并不知道答案。

MOOC运动表面上是为了促进教育平等，但这只是一件华丽的外衣而已。它的本质是巩固高校系统里的论资排辈，进一步扩大顶尖学校的名气。哈佛学生有机会与自己的教授现场互动，那么圣何塞州立大学学生就只能通过视频观看哈佛师生的互动。

如此相对比，哈佛显得更加高大，后者更加卑微。这就是为什么网络平台，如Coursera会选择与普林斯顿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合作的原因。殊不知知名大学的教授虽是成功的学者，但他们并不具备同样高度的教学能力。从大学的角度而言，MOOC所致力推广的并非教学质量最大化，而是学校知名品牌最大化。

事实上，上网络公开课的学生根本就不是MOOC原本理想上要帮助的对象。Coursera及其他类似机构均为营利性组织，与他们合作的大学也期待回报。它们共同的目标是把知名大学的网络课程销售给第二或第三梯队的大学，以此创收。

人们常说，大学生活是泡沫，但我认为MOOC才是真正的泡沫。尽管近些年我们向MOOC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MOOC模式到目前仍不能证明它的优势和作用。其中，自始至终完成一门课的MOOC用户只占整体的4%。这其中的大部分学生为成人，他们清楚自己的需求，因此寻求特定方向的进修机会。

与其抱着“奉献”的心态去屈尊俯就，不如真正去体验一下他们的生活。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体会到社会大众的艰难——不只是体力上的，还包括心理上的。我知道，很多人都夸你很聪明，但其实你并没有那么聪明；你只是在某些地方比别人聪明一点儿，而且只是比你周围的那群人聪明一点儿而已。名校之外还有很多聪明人，他们之所以没进名校，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阶层地位。很多不“聪明”的人其实很聪明。

那些没能达标的CEO们仍然能拿到大把的薪水，这本身就是成人版的A-。

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但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那个。

他们不会去思考信念、价值观、道德标准这些人文的东西，因为他们一直把这些东西当成理所当然的，以至于都忘记了这些东西的存在。

当奥巴马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似乎根本想不到，这个世界绝对不仅仅只有方程式，除了他所认同的价值观之外，还有其他不同的价值观、视角和利益群体。

**随着优秀大学的增多以及越来越多的优秀学生被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斯坦福拒之门外，为什么这个社会还那么看重名校呢？根源还是在于推动整个系统的那种精英主义心态。出身名校的人根本不认为其他学校毕业生有资格进入自己的圈子。**我刚刚说过的那项研究中，研究者们还提到了一种“对血统的疯狂迷恋”。而且雇用哈佛或普林斯顿毕业生也是一种安全的选择。如果这位毕业生入职后表现并不理想，那招聘者也不会因此受到责难——他毕竟是名校毕业的。相比之下，只凭直觉或碰运气的招聘方式就太危险了。

大学应该记住，如果一味根据GPA来招生，那最终只会吸引那些苦哈哈的拼命三郎，却招不到真正有创造力的孩子——在审查学生的课外活动时，我们也应当遵循这一原则。要想在某一领域做到真正优秀，你必须学会专一，集中精力，听从自己的直觉，而不是去在意自己的履历是否“丰富多彩”。

我们都相信，或者宣称自己相信，社会流动性是必须的，但在内心最深处，我们都知道，社会流动本身是一种零和游戏。大家都在拼命往上爬，有人成功，自然就有人失败。